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逸士胸懷鴻鵠之志??《平沙落雁》

據說《平沙落雁》是近三百年來流傳最廣的古琴曲,現存的琴譜就達五十餘種。與其他名曲不同,《平沙落雁》的背後,並無膾炙人口的掌故。



《平沙落雁》最早的版本載於明代崇禎七年(1634)刊印的《古音正宗》。《古音正宗》這樣解題《平沙落雁》:



“蓋取其秋高氣爽,風靜沙平,雲程萬裏,天際飛鳴。借鴻鴣之遠志,寫逸士之心胸也。……通體節奏凡三起三落。初彈似鴻雁來賓,極雲霄之縹緲,序雁行以和鳴,倏隱倏顯,若往若來。其欲落也,回環顧盼,空際盤旋;其將落也。息聲斜掠,繞洲三匝,其既落也,此呼彼應,三五成群,飛鳴宿食,得所適情:子母隨而雌雄讓,亦能品焉。”



按說崇禎七年的時代,正是明朝飽受內憂外患困擾的時代。朱明王朝王祚將盡,天下有識之士無不憂心忡忡。此時刊印《古音正宗》,也許作者另有深意。上面的解題文字意趣昂然,並無半點憂天憫地的情緒在內。也許“借鴻鴣之遠志,寫逸士之心胸也”兩句,正是中心點題之句,以示儒家宣導的“貧則獨善其身,達則兼濟天下”的思想。



逸士即隱士,指隱居山林的讀書人。孔子雲,“天下有道則見,無道則隱”。《易》曰:“天地閉,賢人隱。”從現實急流中退卻下來的文人,在山林、田園中找到了最後的棲身之所。中國自古以來就有“大隱隱於朝,中隱隱於市,小隱隱於野”的說法。中國歷代文人及其作品,受中國隱逸文化影響甚深。逸士雖“處江湖之遠”,但社會影響力有時並不弱於“居廟堂之高”者。



最早的隱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,商朝的伊尹曾隱於市肆,周朝的薑尚曾隱於山野。春秋戰國時期,各諸侯國隱士層出不窮。漢代以後,隱士的身份已經有了明確的定義,一般指那些不與朝廷合作而又具有一定文化影響力的人。三國魏晉時代是隱逸最盛行的時代,士人“以高隱為貴”,諸葛亮、陸機、王猛、謝安等歷史名臣都曾有過隱逸的經歷。



真正的隱士應該“只釣鱸魚不釣名”,但是,漸漸地,自魏晉以降,隱逸卻有極端化、世俗化的傾向。隱士中的一些人,他們不但“釣名”,而且“釣利”。他們把隱逸做為獲取名譽和功利的手段。也有的當權者,為獲得禮賢下士的名聲,刻意逢迎隱逸山林的士人,有的甚至不惜以“假隱”充“高隱”。



《晉書·列傳第六十九》記載,隆安二年(399年),東晉權臣桓玄(桓溫之子)發動叛亂,把持了東晉朝政。自魏晉以來歷代都有隱士,偏偏當時卻一個也沒有。桓玄覺得很沒面子。為獲得禮賢下士的名聲,他趕緊派人找來了西晉著名隱士皇甫謐的六世孫皇甫希之。先讓皇甫希之隱居山林,由桓玄資助各種費用。然後桓玄下召將皇甫希之征為著作郎,但又指使皇甫希之故意推辭不接受,然後桓玄下召封皇甫希之為“高士”。此事傳為舉世笑談,時人戲稱這種隱士為“充隱”。



另一個極端的例子,見於唐代劉肅編的《大唐新語·隱逸》。唐時的盧藏用考中進士後,特地隱居終南山中,但他身在山林,心在朝堂。與當時的朝士交往密切,後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,授官左拾遺,時人稱之為“隨駕隱士”。另一個隱士司馬承禎嘗被召,將還山,盧藏用指著終南山曰:“此中大有嘉處。” 司馬承禎慢慢道:“以在下看,這是仕官的捷徑啊。”這就是人們所稱的“終南捷徑”。此時隱逸已成為一條做官捷徑了。



士人的隱逸,根據其價值取向,大致可分為儒之隱和道之隱。前者有一定的功利色彩,天下有治則進,天下無道則隱。儒之隱者大都抱有“兼濟天下”的抱負。而道之隱則無任何功利目的,通過遁世來使心靈獲得最徹底的明澈和寧靜。對於那些既有從政經歷又有隱逸經歷的人來說,其隱逸分為仕前隱和仕後隱,即先隱後仕和先仕後隱。《平沙落雁》所表現的“逸士心胸”中的逸士,雖身處隱逸之地,猶胸懷“鴻鵠之志”,應屬於儒之隱和仕前隱。



真正做到徹底的隱逸,談何容易。自古以來,象陶淵明、謝靈運一樣純正的逸士少之又少。古代大多數的逸士,或為世情所困,或因言獲罪,最終歸隱山林,潛居幽廬,也許不過是為世人做出的一種姿態而已。他們表面上超脫,但內心裏也許從未平靜過。



從這個角度來看,《平沙落雁》的曲中之音和曲外之意,包涵了對懷才不遇而欲取功名者的勵志,和對因言獲罪而退隱山林者的慰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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